以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，每个人都能成为理想中的圣人，只要每个人都能遵照“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”的原则约束自己，就能让社会成为尧舜之世。因此，儒家一再主张“教化”，对世人抱有强烈的道德期待。
相比之下，法家的思想就有些令人脊背发寒了。
法家成熟很晚，但成型很早，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，成熟在战国时期。春秋、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，经过管仲、士匄、子产、李悝、吴起、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、乐毅、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，遂成为一个学派。
到了战国末期，韩非子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、综合，集法家之大成。其范围更是涉及法律、经济、行政、组织、管理的社会科学，涉及社会改革、法学、经济学、金融、货币、国际贸易、行政管理、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。
所以对于上述观点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认为：倘若，没有一个明确的奖惩制度，每个社会分子都会在“人性本恶”的驱使下僭越底线，成为无恶不作的堕落者。同时，人类在长期的好逸恶劳中，亦会使社会产生退步，变得贫穷且愚昧。
因此，韩非子认为：儒家主张的教化是苍白无力的，若不结合利益和惩罚，并不能取得成效。韩非子主张期待尧舜之治，不如改革法治，御之以术并恃之以势，才是治国的不二方针。
韩非子的“人性本恶”论，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展现给世人，虽说，有些偏执和极端，但亦不失其理。
且看韩非子是如何看待父子关系的。
若一对贫民父母生下儿子，邻里街坊都会杳然而至，相互道贺。若这对贫民父母生下女儿，则多半要将这赔钱货溺死。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，都是父母的骨肉，但为什么生了儿子就要弹冠相庆，生了女儿就将其扼杀呢？
这完全是因为这对父母所考虑的并非人情，而是利益。因为，儿子能为家庭带来长久的利益，传续香火；女儿则只能是“赔钱货”，将来嫁入外姓脱离族籍。
因此，连父母对子女，都抱有这种利益观念，更何况，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君臣呢？
这种事虽然放到现在来看纯属天方夜谭，但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，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。所以，韩非子所举的例子不可谓不贴切。
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看韩非子是如何看待夫妻关系的。
韩非子认为，夫妻之间，根本没有血缘维系。时人认为，夫妻之间的纽带，无非是爱情。有了爱情，夫妻之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；没有爱情，二者反目成仇相互疏远。不过，韩非子却认为维系夫妻感情的，是一种平衡。
在这里，韩非子举了一个实例：
话说，当时的卫国，有一对年轻夫妻祷告上苍，妻子的祷告词是这样的：“请求神灵庇佑，让我明天能在大街上捡到一百捆布匹。”
丈夫闻言问道：“一百捆不是太少了？你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呢？”妻子说道：“如果让我捡到更多的布匹，恐怕你就会将它们换成钱，去买小妾了。”
韩非子认为，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维系夫妻关系的并不单单是感情，而是一种微妙的平衡。倘若，这种平衡被打破，那么，夫妻关系便荡然无存了。
在帝王将相之家，那些处于后宫正位的皇后、夫人都盼着她们的夫君早点去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好色是男人的天性，即便过了五十岁，男人仍喜欢寻花问柳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只要过了三十岁，她们的青春便已逝去，变得年老色衰。
一个失去青春的女人不论如何勤俭持家，如何贤惠，她们都会被丈夫疏远，而她们所生的孩子也会被小妾的庶子取代，成为家族的继承人。
说完了父子、夫妻关系后，韩非子又进行了总体论述：既然，父子、夫妻的关系都要受到利益的影响，更何况是君臣呢？臣子之所以效忠国君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，而是因为受到“权”的约束，所以，不得不为君主效命。
韩非子说来说去，想要阐述的核心内容就是君臣关系。人臣与君主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维系，君臣关系的纽带正是权力和所谓忠心，这样的纽带是不具备任何约束力的。
因此，大多数人臣在效忠君主之后，都会在暗中窥伺。因为他们总是表现得卑贱，所以人主很难察觉到这种窥伺，反而会因臣子的谦卑而受到蛊惑。
长此以往，有朝一日君主必将深受其害。君臣之间，本就是因为利益结合到一起的，君主所获得的利益在于臣子能够帮助他治理江山，臣子的利益在于用能力换取高官厚禄。
因此，韩非认为：所有为人臣子者，都是无功无用的逐利者，他们的骨子里都有邪恶贪婪的一面。因此，统治者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驭臣之术。
说到这，大家可能看出来了，韩非子的主张，无非是在宣扬他所倡导的“刑”与“德”的那一套，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思想罢了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韩非子本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趋利者。
